天心书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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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钱德拉教授在一间单人病房里醒来，浑身疼痛——从隐痛到剧痛。他肋骨挫伤，左手腕因为试图阻止摔倒而扭伤，脊柱受损。他必须被立即转移到手术中心，让医生重新对齐他的脊柱。他还遭受了一场“无声的”心脏病发作，这大体上可以解释他较早时候为何情绪不佳。他的秘书、几个同事，还有国际经济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都给他发来了卡片，祝他“早日康复”。在科罗拉多的贾斯敏给他发来了电子邮件，他在德里的弟弟也发了（真是稀罕）。苏尼、他的长女拉达则对他不闻不问。拉达的表现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他痛苦了两年，却从没收到过她的只言片语。

贾斯敏的电子邮件里包含着一首短诗，这让他不禁微微一笑：

爹地，我们关心穿着病号服的你

你把我们吓着了，以后可别再这样子

左看看，右瞅瞅，然后再走到路对面去

千万当心，你要……

照顾好自己，把身体养得棒棒的

笑口常开，多多休息

把胆固醇降下来，精气神提上去

如果非要吃咸猪肉，拜托不要放到油锅里

他怀疑这首诗里面最初包含“死掉”这个词，但尽管如此，贾斯敏还是让他笑了。珍妮也写了几行，用那种独一无二、既直接又委婉的北方英语暗示，这注定会发生——是迟早的事；假如他能够不只想着工作，那么不仅可以避免出事故，别人也能跟着沾光，在生活中少遭罪。但是，好在他没死，她也就放心了。她关心他，虽说她关心的方式会令大多数心理学家感到困惑，因为她的方式和同情与关爱扯不上边儿。

护士进来时没有看他，仿佛可怜他形单影只。其他病房里可能布满了亲戚、鲜花，以及在手绘吉他上弹出的跑调的歌。整整一天后，他的儿子才从孟买欧贝罗伊酒店大厅打来电话。就像珍妮那样，苏尼也认为钱德拉出事故完全是自找的。不过，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认为那是所谓的“同时必然性”。

“这都和头脑有关，”苏尼说，“我们制造了我们的现实。”

苏尼在中国香港经营着他自己的学院。这个学院名叫“头脑事务研究所”，非常成功，重视“积极思考”和“金融因果报应”，是一种被描述成“资本主义的神秘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苏尼总是穿同一件带尼赫鲁[1]领子的黑上装，搭配白T恤和运动鞋。他也戴眼镜，不过就钱德拉所知，他的视力很好。有时候，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清晰的印度腔，又和他父亲的印度腔不一样。虽然钱德拉不愿意承认，但苏尼的确成了他的对手。他之所以那么想获得诺贝尔奖，就是想让他的儿子永远把嘴闭上。

“苏尼，”钱德拉说，“如果你想告诉我，要积极思考，那我现在就把电话挂了，我发誓。”

“听见你语气这么乐观向上，我真高兴，爸爸。”

“你有拉达的消息吗？”

“最近没有。”

“这么说，她不知道？”

“她知道。”

“那你是从她那里听说的？”

“我通知了她。”

“让她给我打电话，苏尼。”

这是别人背着钱德拉作出的安排。他们都知道拉达在哪儿，但为了尊重她的意愿，又都发誓保守秘密。他最初曾谎称自己中风了，但一家人都表现得很坚决，其中包括贾斯敏。他没有拉达的电话号码，她也不回他的电子邮件。就算是现在，他住进了医院，那种安排仍牢不可破。

“我有可能死掉，”钱德拉说，“我有可能死掉，可我的大女儿不在乎。”

“你不是没死吗，爸爸？”

“可拉达不知道。”

“她知道，”苏尼说，“我对她说了，说你没事，爸爸。”

钱德拉喜欢这样想：假如拉达此时进了门，他会先叫保安，然后背对着墙。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不可能。他想念她。

“我有心脏病，苏尼，”他说，“随时都会死。把这一点告诉她。”

“这正是身体想要告诉你的事，你该变变了。只要听医生的话，心脏病就再也不会发作了。相信我，爸爸。你没事。”

“我六十九岁了，苏尼。天天都有比我年轻的人死去呢。”

“只要他们能掏得起钱，住进好医院，就不会死。”

“我有可能撞坏我的车。”

“你已经买了一辆沃尔沃，”苏尼说，“那差不多就是一辆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