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重活必须补充体力,哪怕心疼钱财,也不得不买下果腹。
工厂女工每日劳作十二个时辰,食宿简陋,一日三餐只有两个硬邦邦的窝头,搭配一碟咸得发苦的咸菜。
她们弯腰劳作的身影单薄枯瘦,饥饿与疲惫刻在每一张脸上。
沿街乞讨的流民。
炮火席卷华夏大地,原本撕裂的餐桌彻底沦为人间炼狱。
国土三分,国统区、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三种处境,三种命运。
抗战打响后,法币开启疯狂贬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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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一百法币能买下两头壮牛;
到1942年,同样的数额,竟连一枚鸡蛋都换不来。
物价一日数涨,百姓苦不堪言。
山城内官方发售的“平价米”名不副实,米中混杂沙土、石子、发霉谷粒,百姓无奈戏称其为“八宝饭”。
一粒粒米挑拣出来,杂质比粮食还要多。
1942年河南大饥荒,是这段历史中最惨烈的一笔。
连续两年大旱,田地龟裂,颗粒无收,三千万河南百姓深陷绝境。
可当局不顾百姓死活,依旧强行征收军粮,丝毫未有减免。
饥荒蔓延全境,最终三百万人活活饿死,三百万人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天幕回放着灾民求生的全过程:起初众人挖野菜、割野草果腹;
田间地头野菜被挖尽,便扛着锄头进山剥树皮、挖草根;
待到草木皆无,饥寒交迫的灾民只能啃食观音土。这种泥土无法消化,大量灾民吃下后腹胀如鼓,最终痛苦离世。
绝境之中,有人捡拾大雁粪便,从中淘洗未消化的草籽;
更有人走投无路,上演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
往日郁郁葱葱的榆树,全被剥得精光,光秃秃的树干立在荒野之上,触目惊心。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深入灾区,所见所闻字字泣血:“陇海路上灾民成千上万,沿途不断有人遗弃子女,失足倒毙者随处可见。洛阳街头的乞丐个个皮包骨头,形同行走的骷髅,毫无生气。”
铁轨两侧、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饿殍,活着的人连掩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
日军侵占之地推行严苛的粮食配给制度,将人种划分三六九等。
伪满洲国境内,日本人每月配给三十斤上等大米,朝鲜人二十斤高粱米,而本土中国人,每月仅能领到十二斤混合面。
这种混合面又称共和面,成分杂乱不堪。
初期以玉米芯、豆饼、米糠为主,后期愈发恶劣,木屑、花生壳、沙土、尘土尽数掺入,甚至混有秽物。
粉末呈灰黑色,沾水之后松散不成团,连窝窝头都捏制不成,入口刺喉难咽,毫无营养,长期食用会拖垮身体。
日军定下蛮横规矩:中国人私自食用大米,便是“经济犯”。
一旦被巡查兵抓到,轻则打入监牢,重则当街枪毙。
不少百姓只是偷偷尝了一口白米饭,便惨死在枪口之下。
江南地区,日伪推行“清乡”政策,进村入户抢夺所有存粮。
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粮食,只能靠野菜、树皮苟延残喘。
昔日热闹的村落渐渐人烟稀少,不少村庄彻底沦为无人荒村。
1941年皖南事变后,外部补给彻底断绝,根据地遭遇双重封锁。
敌军切断物资运输,还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根据地陷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八路军战士每日口粮仅有七两黑豆,粮食匮乏时,全员进山挖野菜、剥榆树皮,和百姓一同忍饥挨饿。
绝境之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响彻山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