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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入主流（第1页）

二、预入主流

（一）川大“国立化”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史学系的改革

如前所述，国立川大成立后，史学系组建之初，何鲁之就提出了一套与主流派新史家颇多异趣的教育方针，而具体的人事结构和学术风气更是延续了此前的格局。三十年代中期，在任鸿隽提出“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目标后，情况开始迅速改变。为了更细致地观察这一点，此处不妨从人事、课程两方面对任鸿隽长校前后川大史学系的基本情况做一对比。

1935年版《国立四川大学一览》中的《教员录》显示，1934年度，史学系主任仍为何鲁之，教授则有张大龢、叶秉诚、洪承中、周谦冲（1903—，湖北黄陂人。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历任武汉、中山大学教授）、束世澂（1896—1978，安徽芜湖人。南京高师文史地部毕业，东南大学文学士。历任中央、金陵大学教授）、张景汉（字云波，以字行。河南荥阳人。北师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历任河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与辅仁大学讲师），副教授叶德生（四川德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本科、教育研究科毕业，曾任各中学教员）。规模较前有所扩充，但人员的学历结构并无太大变化。其中，何鲁之、周谦冲皆为法国留学生，束世澂系“南高学派”成员，张大龢、张云波、叶德生均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蜀学”传人有叶秉诚（时祝同曾转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任史学系主任）。

课程设置方面则做了较大改动。其必修课包括“中国通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每学年讲授一个时期。其中上古为秦以前，中古为秦至五代，近古为宋辽金元，近世为“明至现在”）、西洋通史（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个时期，安排在前三个学年。其中，上古自古代东方诸国至西罗马灭亡，中古自蛮族入侵至文艺复兴，近古自宗教改革至法国革命，近世自维也纳会议至欧洲大战。第四学年则安排世界近世史，自“欧战以后至现在”）、“东洋史”（前三学年）、“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历史哲学”、“历史目录学”。[50]与此前课表比较起来，必修课只保留了三门通史系列、史学理论及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方面的课程，删除了大量的专门史课程，结构似更紧凑，对于史学人才所需基础知识的认识更为清晰了。另一方面，通史课贯穿始终，虽可讲得细密，但也多少妨碍了学生向“专”与“深”发展。

在选修课方面，新体系的变化不大，基本上是以前成大体系为主，兼容了成师大体系的部分内容。具体则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人种学、古生物学、金石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地质学、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中国法律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外交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革命史、中国殖边史、西南民族研究、史学名著研究（仍分中国古典及“世界新史学”两部）、史学原论及研究法、史前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国际问题研究、殖民史、欧洲社会运动史、西洋文化史、社会进化史、希腊史、罗马史、日本近世史、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欧洲文艺复兴史、欧洲大战史、世界革命史、西洋哲学史、欧洲外交史、史学史。[51]

这一体系也有几点迹象值得注意。首先，在“金石学”、“历史地质学”外，添设“考古学”，对近代考古学科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其次，于此前的“世界革命史”、“法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等课程外，又加设“中国革命史”、“殖民史”、“国际问题研究”，受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影响至为明显。第三，增设了“中国殖边史”和“西南民族研究”两课，已开始关注边疆与民族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人们的国难意识日益浓重。“殖民史”、“国际问题研究”、“中国殖边史”和“西南民族史”等课程的出现，显然与此有关，透露出以史学经世的意向。现虽已难以找到有关的课程记录，但其基本取向或可从其时正在川大史学系就读的吴天墀（1913—2004）一篇研究藏文化的文章中发现一二：“吾人读本国近百年史，但见疮痍满纸，血污丛集，忧愧之感，已多难堪；而今者国难严重，远逾昔日，国疆破碎，民族解体，情势岌岌，不可终日”。东北、外蒙、南疆均在名义或实际上独立，“收拾整理，已艰应付；乃尤有甚者，西陲藏族，二十年来，时肇纷争。兵连祸结，绵绵不绝。影响西南安危，动摇国家根本，诚中华之隐忧而不可不急图挽救者也”。[52]吴文正是在此情形的刺激下写出的。1936年，史学系加授“东北史”一课，由张云波讲授，更明确针对“日本学者近年以来，高唱东三省非吾土之说”而发。[53]该课的主要宗旨有三：“一、阐明东北数省在历史上之重要；二、加深学生对于东北数省之认识；三、增强学生收复失地之观念”。[54]这些地方都可看出，川大的民族研究固有地缘之便，而时局刺激更为主因。

事实上，国立川大成立初期，由于省内政局不稳，学校经费困难，教学和科研都未取得大的进展。即使在校内，史学系也显得不够活跃。此前创办的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杂志》均已停止活动，在当时学校主要的学术发表园地《国立四川大学周刊》上，也很少看到史学系师生的作品。目前所见到的只有王珏的《郑和与西洋》、张云波的《由〈史记·封禅书〉、〈秦本纪〉、〈六国世家〉及〈汉书·郊祀志〉观察各地之崇拜》和前揭吴天墀一文，远不如中文系师生亮相频繁。《国立四川大学季刊》是一份“学报”性质的刊物，1935年7月才出版第1册，由文学院承办。其“论著”一栏发表有束世澂的《殷商之社会组织》、叶秉诚的《金会宁考》、张云波的《辽代契丹人及奚人之分布》、周谦冲翻译的《美国与世界第二次大战》4篇论文。中文系则除了庞俊、向楚、赵少咸（1884—1966）三人发表有4篇文章外，还有6篇学生所写论文，显示出较强的实力。

这也与这一阶段川大校内乃至整个四川学界的“风向”有关。1932—1933年，在川大学生中，围绕着“荀子是否儒家”的问题曾有过一场小小争论，《国立四川大学周刊》围绕着这一主题发表了十数篇讨论文章，足见到川大青年学生的风会所趋。反观史学在这一校内“公共空间”中的寥落，“国学”显然比史学更受欢迎。

任鸿隽长校后，有意识地在川大引进“新学术”。自1936年起，他先后邀请了李济（1896—1979）、吴文藻（1901—1985）、秉志（1886—1965）、张奚若（1889—1973）、傅斯年、丁燮林（1893—1974）、蒋廷黻（1895—1965）等到校演讲。任氏很重视这一活动，为此专门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了5000元的演讲基金，并特别提醒学生，“要利用这个机会去亲近一下当代的学人”。[55]可见任氏心中的学人有“当代”与“非当代”之分，而标准当然是学术风格。在这批学者中，李济与傅斯年正是新史家中的领袖，其中李氏演说的题目就是《建设中之中国新史学》，介绍了主流学者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而吴文藻在川大毕业生典礼上讲“毕业大学生应具备之基本条件”的第四点也是“致力新历史学”。[56]这些演说对于在川大推行新的学术风气显然不可能毫无影响。

更重要的则是校内的人事革新。任鸿隽利用自己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各个学科都聘请到一些成名学者到学校任教。以1936年史学系的人员构成情况为例：教授丁山（安徽和县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中山、山东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何鲁之、周谦冲、祝同曾、张云波、范祖淹（江苏昆山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员。从事欧洲史研究）、杨筠如（1903—1946，湖南常德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山、暨南、山东、河南大学教授。研究中国上古史），特约教授徐光（江苏宜兴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士，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曾任北大德文教授、外交部秘书、中央大学史学系欧洲史教授），讲师郭秀敏（四川资中人。北师大地理系毕业，曾任中学地理教师）、谭其蓁（1888—1959，四川荥经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前公立四川大学外国文学院院长）。[57]陈衡哲似亦曾短期受聘。

经过这番人事革新，史学系人员构成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者是增加了几位来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研究院等被视为主流派新史学大本营单位的学者。尤其是丁山，当时已是国内有名的史学大家。其次，留美学生的数量也在增加。自然，将一个学者的治学取向、学术风格等归结为受学单位甚至是任职单位的影响，不免有过度简化的危险；根据某一年份的材料孤立地看待人事变化，也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将之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中，其意义自然得以显现。

自1936年9月开始，新的历史教学方案开始执行。史学系一方面为文、法两院的学生开设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作为公共课，另一方面也调整了历史专业学生的培养思路：“其在一二年级内须注重基本训练，中西史乘兼修，务于彼我史乘得有明确之认识、坚实之修养。三四年级方从事专门训练，所有功课分为中史、西史两组，学者可各就所选，进而为断代史、方面史、国别史及各种专题之研究。”专业基础课程均放在前两学年完成。如第一学年要修完中国上古史（杨筠如担任）、中国近古史（张云波担任）、西洋上古中古近古史（何鲁之担任）、中国地理（郭秀敏担任），第二学年要修完中国中古史（杨筠如担任）、中国近世史（张云波担任）、西洋近世史（周谦冲担任）、世界地理（徐子明担任）。后两学年开始分组。“中史组”第三学年的必修课为隋唐五代史（祝同曾担任）、宋辽金元史（张云波担任）、中国史学史（彭云生担任）、中国学术思想史（杨筠如担任），选修课（任选二种）包括清代学术史（张云波担任）、中国哲学史、希腊文化史（何鲁之担任）、中国文学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胡鉴民担任）、考古学、金石学、专题研究；第四学年必修课为中国文化史（祝同曾担任）、清代学术史、历史方法与教授法（范祖淹担任）、先秦史学（丁山担任）、尚书研究（以上两门必选一种）、中国哲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范祖淹担任）、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金石学、专题研究（以上任选一种）。“西史组”第三学年的专业必修课为欧洲各国成立史（范祖淹担任）、欧洲各国扩土史（范祖淹担任）、西洋史学史（周谦冲担任）、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史、第二外国语，选修课有罗马帝国史（何鲁之担任）、英国史（谭其蓁担任）、法国革命史、西洋哲学史、清代学术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专题研究；第四学年必修战后欧洲史（周谦冲担任）、希腊文化史、历史方法与教授法、工业革命史（范祖淹担任）、第二外国语，选修德国史、英国史、美洲史、西洋哲学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专题研究（任选一种）。[58]

根据“课程编制大纲”的解释，这一课程体系的主要目的是：

使学者明瞭吾族及各民族之由来，及其繁衍至今或业已灭亡之经过，并就此项史实，阐发各民族盛衰兴替之原因、隆污升降之轨则，俾吾人察往知来，有所取鉴；且以人类生活为有目的之进展，抽绎史乘，方可审察此目的为何，人类演进距此目标尚有几许途程，吾族生活在政治、社会、学说及实业技能上至何阶段，其与他族比较优劣若何，目前须如何努力乃不至落伍，而可与他族交□而并进。[59]

笔者寓目的川大历史学科“课程说明”式的文件以此最先，故无从与此前比较；而本科教育除了培养专业学术人才外，主要恐怕还是“面向社会”，故这份大纲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强调较多，也在情理之中。显然，这份文件延续了此前重视“历史智识”培养的教学思路，同时也明显突出了历史目的论色彩，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所缺乏但在近代以来受西人影响最深的地方。[60]

大纲强调，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学生打好基础，再进而从事更专业的研习；同时也要求学生修习工具课程如国文、英文等，均是此一时期任鸿隽在全校推行的教学改革思路。[61]不过，与此前比较，史学系的这一课程安排实际上增强了学生的专业化程度。首先，此前学生中并无中史组、西史组的区别。其次，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必修课以三门通史为主干，贯通了四年的学习，在这一新体系下，则被压缩到两年；相应地增加了断代史、方面史、国别史的学习，不少课且由选修进为必修。第三，此前一直出现在表上的“历史哲学”没有了，被更加实用的“历史方法与教授法”取代（“教授法”似乎也暗示了其时史学系毕业生的主要去向）。由于这一时期史学系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缺（原因不详），因此也很难知道谁是这份课程安排的主导设计者了，但其有因有革，也可由以上讨论见出。

这一时期，停顿已久的学生专业团体也重新组建。1935年12月25日下午，史学系师生组织的“历史研究会”成立。杨宗翰（1901—1992，时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张云波、陈衡哲在成立大会上做了演说。研究会选举何鲁之、张云波、周谦冲、束世澂、吴天墀等7人为执行委员，聘请陈衡哲为名誉指导，杨宗翰、周太玄（1895—1968，生物学家）、祝同曾、洪承中为指导。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是“调查成都近郊”，并计划出版专刊。[62]之后，史学会活动不断：1936年5月，由张云波、束世澂带队赴陕西考察。[63]5月15日，邀请陈衡哲做了题为《研究西洋历史的步骤》的演说。[64]1939年4月，改名为史地研究会，研究部下设中史组、西史组、西南民族组、考古调查组、地理组，并计划“发行纯学术性之定期刊物”。[65]从目前遗留材料看，这两次出版计划似乎都未实现。不过，从这一团体的机构设置中，我们也大致可以看到川大史学专业日趋细密化的情形。该会虽主要是个学生团体，但也多少反映出“官方”和教师中的某些意旨，故其变化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新学术”的引进

任鸿隽在川大仅仅两年就辞职而去，但他所奠定的“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方向仍为后来者所遵循。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学者群聚西南，也为不同学术流派在川大校内的相互借鉴、融合提供了机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川大史学系逐渐预入国内史学界的中心地带。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一过程绝非“主流”典范向“边缘”的单向流动，毋宁说是二者的交会融合。

学术风气的明显变化自三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到五十年代初期形成。根据有关材料，1940—1947年曾在川大历史系任教的学者有周谦冲、何鲁之、冯汉骥（1899—1977，湖北宜昌人。武昌文华大学文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硕士、人类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研究四年，讲授人类学、西南民族学、考古学等课程）、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毕业，历任暨南、复旦大学教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北大兼任讲师。讲授古文字学、中国近世史、殷周史料研究等课程）、祝同曾、束世澂、蒙文通（四川盐亭人。曾任成都、成都师范、中央、河南、北京大学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授）、李思纯、吴天墀（四川涪陵人。四川大学史学系毕业）、楼公凯（浙江义乌人。中央大学文学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黄文弼（1893—1966，湖北汉川人。北京大学毕业，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教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罗志甫（1898—1988，广东兴宁人。留法，曾任教于北京中法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讲授西洋史）、杨人楩（1903—1973，湖南醴陵人，北师大、牛津大学毕业，先后任教于西北联合、武汉、北京大学。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中期两度任教川大）、胡殿咸（讲授中国古代史，后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德国人。世界著名汉学家）、戴蕃豫（1910-1989，研究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等，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闻宥（1901—1985，江苏松江人，震旦大学进修，历任中山、燕京、山东等大学副教授、教授）、缪钺（1904—1995，江苏溧阳人。北京大学肄业，历任河南、浙江大学教授）、孙次舟（？—2000，山东即墨人，研究中国古代史，受到“古史辨”学派影响）、邓少琴（1897—1990，四川江津人，自学成才的文博学家）、谭英华（1917—1996，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中国古代史、西方史学史等）、李思纯、卢剑波（1904—1991，四川合江人，研究世界史）等人。[66]此外，胡鉴民（1896—1966，法国里昂斯坦斯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季谷（1895—1968，浙江绍兴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剑桥大学研究院硕士。历任北京、北平、中山等大学教授）、萧一山（1902—1978，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清华、北京、中央、河南、东北、西北等大学）、吴廷璆（1910—2003，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研究日本史，曾任山东大学讲师）、任乃强（1894—1989，四川南充人，民族学家）、杨东莼（1900—1979，湖南醴陵人。留学日本，曾任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周传儒（1900—1988，四川江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德国柏林大学博士）、钱穆、柳诒徴（1880—1956）、萧公权（1897—1981）等亦曾在此期间任教（钱、柳主要担任文科研究所史学组导师，萧公权主要在法学院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

这份名单中的绝大部分学者在当时已是成名之士，且多是抗战以后才加入川大史学系的（蒙文通在成大、成师大时期一直在中文系，国立川大成立后就离开了成都；李思纯则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就长期未在川大任教）。叶秉诚、祝同曾等晚清成长起来的老一代学人先后辞世，名单上以二三十年代才成长起来的学者为主。在较新一代的学人中，建系初期的不少成员也逐渐淡出。对比二十年代末乃至三十年代前期的人员构成情况可知，四十年代的川大史学系已焕然一新（当然仍有延续一面）。

其次，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史学系主任一直由何鲁之担任，系里的基本方针（包括人事、教学等）也均出其手。但自1935年度开始，史学系主任的位置就一直空缺，直到1937年9月，应时任代理校长张颐之请，朱光潜以文学院院长身份兼任该职。但朱氏是美学家，担任这一职务显然不合适。虽然目前很难知道其内情，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期川大史学系缺乏“核心人物”的隐相。1940年初，朱光潜转教武汉大学，史学系主任由周谦冲接替。此后10年中，李季谷、束世澂、冯汉骥、徐中舒、胡鉴民等均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李思纯则长期担任川大师范学院史学系主任）。比较起此前何鲁之长期在位的情况，系主任的频繁更动，一方面反映出此一时期学者流动性较强（尤其在194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才济济的盛况。

人员更动必定引发学术风格的更替。以四十年代的川大史学系而论，任教时间最长的大概要算是徐中舒与冯汉骥了。不管是从“学术出身”还是他们个人的学术实践上看，徐、冯二位均被认为是主流派的新史家，对川大史学风气的形成，及其在国内学术地位的提升，都具有无可置疑的影响。不过，如前所述，此前的学校当局已经有意识地将新史学的典范引入川大，聘请徐、冯二公本是这一政策的一部分。

新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强调新史料的开掘、利用。1938年夏，川大校方组织成立了“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由学校秘书长孟寿椿（1896—？）任主席委员，朱光潜、曾天宇、蒙文通、周谦冲、徐中舒、杨伯谦（1892—1962）、徐元奉、桂质柏（1900—1979）、何鲁之任委员。[67]1939年4月，在学校编制“二十八年度预算”时，特意拨给该委员会经费2000元。[68]不过，“川军抗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虽有四位史学系成员参与，主要还是一所校级机构。而具体到史学系，在徐中舒等人的倡导下，所做工作尤多。徐氏受学于王国维，二三十年代参加过殷墟发掘和清宫档案整理，对新史料的意义体会甚深，并贯穿到其个人的研究实践中。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徐氏在研究中也极为注意文字形体、器物的文饰图样与传世文献、地下出土实物的互证，实际上开启了以器物图案证史的途径。到了川大以后，他也把这种学术风格带了进来，使川大历史系成为国内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