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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1页）

四、结论

整体来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旅外川人关于四川的言论，大抵以消除国内“异乡”形象为主，这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解决川中各种危机与乱象，一是打通夔门内外的隔阂；从立言对象和表达方式来看，又可以分为对本省人发言和对外省人发言两类。他们之所以有此努力，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处在四川人和外省人之间），使其对蜀地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尤多关注所致（在乡川人和外省人对改变四川形象的迫切感都不如旅外川人来得那么强烈）。

这些人士中，青年学生占了绝大比例。他们本是要到外面去寻找“地道的中西文化”的，但出川以后，却屡屡遭遇外省人对四川和川人的歧视。这部分是由于四川和“中心”地区在文化风气上的不同步造成的。王谟便观察到：四川学生中，“即已受过现代新式教育的青年，亦因社会的流传，尚存有十足的旧社会风味，在本省尚不大生妨碍，而出外面，其言语、举动，多有不如法之处，与外方相差甚远，是以我川子弟，一出外方，多受人歧视”。[110]另一方面则与人们对四川形成的“固化”印象有关。1919年，吴芳吉从上海寄回江津的家书中，提醒家人千万不要携带鸦片出川：“大约下江的人，一闻四川来的旅客，必以为都有鸦片，故于四川旅客，尤为注意。”[111]这种歧视不能不在旅外川人心中激起强烈的羞耻感。1933年11月5日，已经留学归来、作了北大教授的张颐（1887—1969）在北大四川同学会秋季大会上的发言，还在勉励四川同乡：“此后欲洗旧日耻辱，去掉川老鼠、烂榨菜之名，最好由砥砺学行、不尚空谈做起。”[112]

二十年代中期，旅外川人关注的重点是川内事务（这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国家，只是关于后者的言论相对要少一些），言论则多集中在四川的内部统一方面，基本上仍是通过地方自治以求全国统一的思路。显然，在国内没有一个压倒性的政治权威的情况下，“求人不如求己”是最为现实的选择。1927年后，全国取得了名义上的统一，加之外患催逼日切，国民政府获得了国内多数人的认可，情形也就有了变化。以全国统一来解决四川内部问题的思路开始具备了现实性，获得越来越多的川人支持。因此，这一时期他们的言论重心越来越集中在如何打通夔门内外隔阂的问题上来。

一方面要出川学习最新的思潮，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又要面对外省人的歧视，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使得旅外川人的发言往往随着特定的听众有所改变，带有中国传统的“内外有别”色彩。在对本省人讲话时，一般都能直话直说，甚至不无刻薄；但是在对外省人说话时，则多取回护四川的态度。这种心态是理解他们诸多行为和表现的关键。

1936年春，陈衡哲在《独立评论》第194、195、196期上连续发表三篇《川行琐记》，对四川政治和社会做了不少批评，立即在蜀人中引发了极大的反感，无论是在乡川人还是旅外川人，都参加到对陈氏的言论围剿中（南京的四川同乡会且有“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的提案），而成为任鸿隽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的一个主因（当然，任氏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一些人，也加重了川人对陈的反感，参考第四章）。其实，陈衡哲对四川的批评，如吸鸦片、女学生做小妾等，确是事实，蜀人自己（尤其是旅外川人）也多有责难，且其措辞之严厉有时还远过于陈，但此前并未激起过类似的波澜。事件发生后，不少川人认定，因为陈衡哲是外省人，故看到的都是四川不好的一面。

更有意思的是，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之时，王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语势蜿蜒，深值分辨。他先说：“前几天有一位初到四川的女士，破口大骂四川人，……于是乎激动了四川人的公愤，笔者也有点不平”。进而声明：“兄弟现在也要说一点四川人的坏话，但是却不象某女士的意气用事，吹毛求疵，而是诚心改良川省的几个缺点，切望不要再像对某女士的那样骂我。因为某女士是外省人，似乎像王姬下嫁似的，嫁到了不中她意的四川，这位洋气十足，文明过度的女士，对这不中她意的四川，当然是有一番娇骂。在婆家住久了，……自然不会再骂”。而“兄弟是生于四川，长于四川的真正地道四川人，当然不会骂四川的”。[113]显然，王谟对陈衡哲的观点并不完全否定，但恰在风头上，再来批评四川，也就不能不特意剖白心迹，以免再遭群骂。

王氏显然是有意识地运用“内外之别”的心态，以调动蜀人的同情。不过，他紧接着又做出一个微妙动作，将川人区别为两个社群：“非是原为四川人，惯熟四川的事情，而又在外面住得久的，比较了解外面情形的人，将外面与四川两相比较，不能发现四川人的特别的地方”。换言之，旅外川人对四川问题的认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未曾出过夔门的川人难以比拟的。这里隐藏着一种优越感，但作者的表述又平平无奇，甚至带有一番辩解意味，与前此批评四川时的直言不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虽和那一特殊时段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提醒了我们问题的另外一面：旅外川人和在乡川人仍存在着心理隔阂，而王谟显然是感到这一点的。

事实上，不少旅外川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出川前就已接受了四川是“落后地区”的观念，面对故乡，往往以改造者自居，对四川事务加以评论时也就往往自觉不自觉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态度。换言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仍以为四川的“土著”是“落伍”的，需要他们去改造。但在面对外省人的时候，他们又常常感到有为四川辩护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体面。不过，正如陈衡哲事件所提示的，这里边仍然表现出川人心态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初期，旅外川人的言论主要集中在证明四川并非“国中的异乡”一点上，但不久，四川是“中国的缩影”说越来越多地出现，四川岂止“不异”，根本就已成全国的代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四川作为“民族国家最后的防线”的政治地位越来越显赫，无论是在乡川人还是旅外川人，似乎也越来越难以容忍外人对四川的批评，一遇风吹草动，当即激愤不已。[114]

然而，不管是“国中的异乡”还是“民族复兴的策源地”，四川在全国舆论中的形象变化，都不是四川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而与整个国家乃至国际局势的变化息息相关。《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宣称，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使川人知道现时是怎样一个世界，自己所处的中国是怎样一个中国；使国人深切的明瞭四川，更明瞭四川对整个中国的关系；使川人瞭解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整个中国对四川的关系，四川在中国所占的地位，四川对中国应尽的责任”。[115]四川、中国与世界如此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这提示我们：要深入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统一运动，就必须既注意到“国家”和“中央”层面，又注意到“地方”层面，同时也不可忽视“国际”因素；且这三者并非平行并列，而是深度交缠在一起的，即使我们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地方”，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1]相关研究见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考的系谱》第8章《构筑“中华民族国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6～217页；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的一系列文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收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1937）》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第389～431页；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美]易劳逸（LloydEastman）：《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日]石岛纪之：《国民党政府的“统一化”政策和抗日战争》，收在张宪文、陈兴唐、郑会欣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88～297页。

[2]对二三十年代四川的研究，多集中在“军阀史”领域。1987年以前国内的研究和资料出版概况，见孙代兴：《西南军阀史研究述评》，收在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7～47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有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RobertA。Kapp，SzedtheeseRepubliilitarismaralPower，1911-1938，NewHavenandLondon：YaleUyPress，1973。（此书有中译本：[美]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抗战期间的有关情况，参考本书编委会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刘君的《简论西康建省》一文（收在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21～331页）亦涉及相关问题。

[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系列“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著作中，多涉及各省旅外人士对本省“现代化”运动的推动作用，但是大都没有把旅外人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加以考察，因此有可能掩盖了旅外人士言行的特殊性以及他们与在省人士的区别。王劲、杨红伟对近代甘肃“留学生”（主要是国内留学生）对地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做了研究，见《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4]王宜昌：《关于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1930年，第1页。

[5]吴芳吉：《与李宗武》，1918年6月7日，收在《吴芳吉全集》中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5～576页。

[6]本段和下段，均见舒新城《蜀游心影》，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第53、127、147页。

[7]舒新城的这个观察，可以得到不少趋新人士的佐证。一位留沪的川籍学生也说：四川“有组织的负文化使命的”新书店只有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颇难满足一般欲求新知的青年之需（默情：《四川文化的一般》，《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23页）。关于“华阳书报流通处”，参考魏峡：《陈岳安与华阳书报流通处》，《文史杂志》1990年第6期；王晓渝：《“灯塔”、“大总管”与华阳书报流通处》，《文史杂志》2006年第6期。

[8]李璜便在回忆录中指出多条证据，表明成都士风在清末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趋新成为风气，详见其《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增订本），香港：明报月刊社，1982年，第18～20页。

[9]此自晚清以来已然，详论见第二章。还应注意的是，四川社会追逐外界新潮流的过程，也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有缓有疾的。李璜在回忆录中云：“四川在民十五六时，只学界新人物的头部留法如今式样，川人名为‘拿破仑头’；而一般人则将头发铲平，名为‘日本式’。”（《学钝室回忆录》上卷，第227页。）从这方面来看，到了北伐之后，四川普通人的风气还停留在清代末期；然清末四川固已颇入时也。

[10]吴芳吉：《与刘弘度刘柏荣》，1927年10月1日，《吴芳吉全集》中册，第854页。

[11]据成都大学毕业生赖皋翔回忆，吴芳吉在成大时，与年轻教授甚融洽，对老教授便“不那么好”（《忆吴芳吉先生》，收在《赖皋翔文史杂论》下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21页）。

[12]李嘉：《四川新文艺运动》，《国立成都大学旅沪同学会会刊》第1期，第31页。

[13]征言：《成都生活的形色》，《新生周刊》第1卷第14期，1934年5月12日，影印本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74～275页。

[14]傅渊希：《四川内战年表（1913—1933）》，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5]凤兮：《对于此次川战之感想和希望》，《蜀评月刊》第7期，1925年6月，“言论自由”栏第12页。

[16]《江安全县人民对于时局之宣言》，《蜀评月刊》第7期，“来电”栏第6页。

[17]高兴亚：《冯玉祥和刘湘的秘密往来》，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蓉参史料》第2集，1990年，第42页。

[18]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本章所用为合订本第11册，下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19]川人不大有争天下的野心，自清末已然。庚子前后，周善培接受汪康年委托，回川动员会党中人起事。周很沮丧地发现：四川会党人数虽多，“然其规模狭隘，不掠人以为利，则老守其至微之本钱，不肯争天下之利”（周善培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转引自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20]高兴亚：《冯玉祥和刘湘的秘密往来》，第42页。

[21]戴季陶：《忠告川军将领》，《新四川》（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主办）创刊号，1928年9月1日，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