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把它带回去?”我问。
他当真认真想了想,然后抬起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可以吗?”
我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你要一只死鸟做什么?它已经死了,死掉的东西你带回去也没用。它不会飞了,不会叫了,很快就会开始发臭。你把它放在房间里,明天早上起来它身上就会爬满虫子。”我把话说得很直白,以为这样就能让他明白“死掉的东西没有价值”这个道理。
他把目光从麻雀身上移开,歪了歪头,眼巴巴地看向我。
“诺亚小姐,你以前养过鸟吗?”
鸟?
我的眉头拧了起来,思绪下意识地飘回了柏林的公寓。
我在柏林住的公寓很大,采光也很好。客厅有一整面墙的落地窗,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对面公园的树梢和更远处电视塔的尖顶。可惜我这个人不着家,房子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歇脚的地方。为了方便快速入眠,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外面是阳光灿烂还是暴雨倾盆,我都习惯于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客厅的窗帘是又厚又重的黑色遮光布,拉上之后整个房间像泡在一缸显影液里,暗得不知今夕何夕。有不少来我家做过客的人都吐槽说我住的地方像一座坟墓,阴暗得连盆花都养不活,更别说养鸟了。
“没有。”我回答,“我不喜欢脆弱的东西,它太容易死掉了。你今天喂它,明天陪它,后天它还是会死。”
“那你养过什么?”
“什么都没养过。”
“那你想养吗?”
“不想。”
“为什么?”
“因为死掉之后收拾起来会很麻烦。”我已经收拾过太多死掉的东西了,不想再多此一举。
铃屋终于安静了一会儿。他没有立刻提出下一个问题,也没有把手里的麻雀放下。他低着头,指腹轻轻碰了碰麻雀的翅膀。
“可是死掉,也没什么不好的啊。”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和说“那它好笨”时一模一样。一样的轻快,一样的天真,一样的理所当然。就好像死这件事和“笨”、“好吃”、“会飞”这些概念放在同一个框架里,没有任何需要特别对待的理由。
我忽然一僵,汗毛噼里啪啦全炸了起来。
铃屋什造的脸慢慢变形,他的表情、他歪着头的样子、他眼睛里空旷的、没有任何恐惧的平静……和记忆里的另一张脸一点一点地叠在了一起。
有马贵将的眼睛也是那样干净透明,空无一物。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是非对错,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对生存的执着。
那时我以为我可以改变他,我以为他只是缺少一些人生的经历,缺少一些亲身的感受,缺少一些真正意义上“活着的体验”。我以为我可以一点一点地教会他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失去。我以为爱是一种可以传递的东西,像把一杯水倒入另一个杯子那样简单。只要两个人靠得够近,杯子挨着杯子,水就会自己流过去。
我一厢情愿地怜悯他,认为不理解不是他的错。这些东西需要经历,需要亲身去感受。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有一个人愿意蹲下来,用他能听懂的话把这个世界掰开揉碎了讲给他听。那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成为那个人,可以把他从没有温度的世界里拉出来。
现在想想,认为自己是唯一能拯救他的人的我,是多么狂妄,多么自以为是啊。
而现在,一个同样年纪的少年站在我面前,用同样平静的语气,问出让我浑身汗毛倒竖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而是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映出来的也不是铃屋什造,是我自己——是那个站在冰天雪地里,对着一个不会融化的冰块徒劳地哈着热气,一遍一遍地喊“你快融化啊”的傻瓜。
又苦又涩的东西从胃里翻涌上来,顶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这一切都让我无比恶心。
铃屋什造的确不应该在我这里,他应该在篠原幸纪身边,只有篠原有无尽的耐心和真正的温柔,能一点一点地教会铃屋什造那些最基础的东西。篠原是完整的,是健全的,是一棵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树,他的枝叶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他的根不会因为一阵风就松动。而我——
而我不是篠原,我甚至不是过去的自己了。
我连自己都还没有修好,还拿什么去修别人?我不想再开导任何人,不想再做站在冰块面前哈气的傻瓜了。
一切都是徒劳。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我没跟铃屋说一句话。
他大概也不觉得有什么,在我沉着脸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他歪了歪头,目送我一瘸一拐地走进房间。
窗外是东京的夜景,灯火通明,密密麻麻,红色的尾灯在街道上排成一条蜿蜒的光河。我看着那些灯光,脑子里逐渐响起了一片嗡嗡的白噪音。
第二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铃屋什造又准时出现在我门口。他的手里拎着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袋子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两个饭团和一根苹果味的棒棒糖。
他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两条腿晃了两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