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书盟

三结论（第1页）

三、结论

以三十年代中期为界，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川大的史学研究分作两个时期，其变化体现在人员构成、课程体系、学术风格等各个方面，使得原本深具地方特色，以及刻意和主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学术风气，逐渐融汇（但并非“消失”）于主流之中。作为校方积极引入新史学的结果，从更大范围看，这一变化乃是川大国立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川大国立化不只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斗争，其影响力乃是全方位的。这也印证了我们前边所说的，在民国时期四川的特定政治与文化环境中，“国立化”和“现代化”乃是一体之两面（参看第四章）。

自任鸿隽时代开始，川大的发展基本上没有离开“国立化”和“现代化”两大政策。四十年代的校长黄季陆（1899—1985）后来回忆说，抗战胜利前后，他曾劝傅斯年将史语所迁至川大。“想不到傅先生说：川大的老先生们，多认为我们没有读过中国书，其实我们这群人都是从古籍中下过苦工夫来的。我们有我们的治学方法，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与此呼应的是，当黄氏把自己的设想告诉“川大文学系的老先生们”时，“他们并不感到甚么快慰，甚至有一位先生的意见认为傅先生中文不通，读古书句读都弄不清楚，大有反对的情绪”。[95]

史语所在抗战期间，内迁四川宜宾李庄。黄季陆欲趁复员之际，把他们留在川大，可谓想入非非。不过，他的回忆也再次证明，学校当局一直存有为学校灌注新学术空气的意愿。但我在这里更想提到的是，它也提示出川大校内仍存在着不同的学术典范，而后者又与科系设置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文学系的老先生们”一语，可以视为一把钥匙，帮助我们进入文史两系学术风格的差异。这里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是蒙文通。1927年，他已写出《古史甄微》，并发展出经、史分途的观念，[96]但“编制”仍在中文系。三十年代后期，他从北大重回川大，则正式转入史学系（在北大已如此）。他自己说：“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照此严格推论，则蒙氏自承“知道”史学，已到了四十年代。虽然他此后所做并未全以史家自限，然史学意味确实愈益浓厚。这一选择与学术界的风气、蒙氏自己的学术观念及学术建制都有关系。现代大学皆是分科而治，从中文系转入史学系，代表了蒙先生的专业定位。

另一个是缪钺。他四十年代初期之前主治文学，四十年代中期兼治诸子，1948年出版《诗词散论》；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其论著主要转入史学领域。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是他本人的学术思想决定的。缪先生认为：“研究文学的人要知人论世，必须熟悉历史。”[97]其次是学侣交游的影响。四十年代，他与史语所陈槃（1905—1999）、劳幹（1907—2003）等人书信频繁，初期所论还以诗词为主，很快就牵入大量史学专题。[98]第三则与“编制”有关。1946年，缪氏从浙江大学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文系，1947年起又兼川大史学系教授，这是促成他学术重心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1952年院系调整，华西协合大学文史专业全部调往川大，缪先生此后一直专任川大历史系教授）。[99]

值得注意的是，缪钺在1947年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川大中文系过于守旧，史学系颇开明，系中同人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李哲生（即李思纯——引者，下同）、闻在宥（即闻宥）均与钺相熟友好。”[100]此处说得很清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川大文史两系学风不同，中文系偏旧，史学系偏新，可以作为黄季陆回忆的旁证。[101]一方面，这里确实有川大的特殊情形：近代“蜀学”的勃兴使得川中学人的自信力大为提升（参看第二章）。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这一路学术风格就较多地保存在中文系，“文学系的老先生们”对傅斯年和史语所的反应，即是此一现象的表现。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仅仅视作川大的特例。据钱穆说，胡适三十年代作北大文学院长时，“曾言办文学院其实则只是办历史系”。盖其时他“已主张哲学关门”，自然不再注重哲学；而“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102]这与四十年代川大文学院文、史分途的情形岂不如出一辙？从上述两个例子看，学术风气的不同分布，又促使不同学人向不同的机构流动，因而在更大范围内调整了整个学界的格局。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我无意把川大历史学科的学风变化，视为主流派新史学的单向扩散过程，更不是要把它看作主流学风对其他风气的征服或替代。如同文史两系的差异所提示的，这一过程的内部也呈现出多样可能。事实上，至少有两种方式为更加“传统”和更具地方特色的学术风格的保存和继续运作带来了可能。在中文系，这主要是通过一种建置性的空间获得体现的。其结果，“旧”的风气不但能够传承下去，并逐渐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这从四十年代奉部令设立的文科研究所中可以看出）。史学系采用的方式则是交融。一方面，属于主流派的徐中舒等人在学术上极具弹性，颇能包容；另一方面，史学系成员中不乏与主流派风格有所差异乃至颇有距离的学者（具体情形又随各人不同），包括本文提到的蒙文通、李思纯、缪钺在内，也均对川大史学系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能忽略不计。事实上，由于抗战爆发，东部地区原本隶属不同流派的学者纷纷入川，使这一时期的学术出现了交融互汇的趋势，较之此前壁垒严立的状况已大不相同。缪钺观察到的川大史学系之“开明”，便是这一景象的表现。

正是这种“开明”的风气，使得川大史学研究在积极融入学术主流的同时，还能保留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开掘新材料的同时，亦注重对基本典籍的掌握；[103]在倡导实证研究之外，也注意于“通识”的培养。此处所谓“通识”的涵义有二：首先，就历史本身，必须通其上下左右的关联（兼时空而论），才能明其贯通与流变，知其一般性与特殊性。[104]其次即是蒙文通所说的：为学要能“以虚带实”：“史料是实，思维是虚。有实无虚，便是死蛇”。[105]川大历史系前辈学者类能做到以小见大，虚实相生。如徐中舒的成名作《耒耜考》，就可以称得上“解释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106]又如缪钺的诗史互证和冯汉骥根据考古材料对中国文化起源一元论的突破，均属此类。通过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川大历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前后变化中仍有延续（但不是不变）的一面。

[1]略见刘咸炘：《中书》，《推十书》第一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19页。近年来王汎森教授对此一概念做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参看《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72～205页。

[2]这里的“典范”一词关注的是不同学术流派与学人的学术风格；于历时性的典范更替之外，更有并存融会的一面。同时，我使用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等概念，也是描述性而非评价性的（其含义可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11页注释2）。简单地说，“中心”或“主流”指那些掌握了最重要的学术资源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人物、流派和机构，“边缘”或“非主流”则恰好相反。但“中心”未必高明，“边缘”也不一定就真的落后（参看第二章）。具体来说，所谓主流派特指由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实证主义史学风气。但这一区分落实到具体学人身上，仍有模糊性。通常所谓民国时期的“新史家”，大多指主流派，但某些处于“主流”之外的学者如本章提到的李思纯等，显然不能说是“旧史家”，这也是要注意的。

[3]就全国来看，多数大学的历史学系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设立的。北京大学于1917年组建史学系，是国内出现最早而影响较大的史学系。参考刘龙心的论文《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在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2～543页；以及她的专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相关情形并参考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年。

[4]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23页。

[5]有关存古学堂史学科，参考郭书愚：《清末四川存古学堂述略》，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06、108页。

[6]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第36、37、96页。

[7]《国立成都大学一览》，成都：国立成都大学，1929年，第7～8页。

[8]《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成都：国立成都师范大学，1930年，第14～16页。

[9]《国立成都大学一览》，第51～56页。

[10]《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概览》，第41～45页。

[11]有关“蜀学”概念的讨论可参考第二章。此处所谓“蜀学”传人取其最广义定义，指由晚清民初的四川学界培养出来的学人。

[12]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1卷第9期，1941年12月1日，第6页。

[13]本段参考刘放皆：《著述等身的历史学家张森楷》，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108页。

[14]《史学家祝屺怀先生逝世》，《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1卷第2期，1941年10月1日，第6页。

[15]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第5页。

[16]姜亮夫：《忆成都高师》，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75页。

[17]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第6页。

[18]陈述致傅斯年，1938年2月25日，转引自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收在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508～509页。

[19]李思纯：《祝屺怀先生事略》，第5～6页。

[20]关于民国非主流学者对于“新史学”的批评，参考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收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126页；王汎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收在《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第446～459页。王先生在文中认为，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批评主要来自传统派史家和左派史家。不过，像李思纯、何鲁之等人，则既非传统派，也非左派，实际是另外一支。

[21]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收在《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30～31页。

[22]张森楷：《〈二十四史校勘记〉序例》，收在唐唯目编：《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23]严耕望曾说：“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扩大新领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这种时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治史答问》，收在《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当然，“博”与“专”乃相对之辞；而新旧史家在这方面的变化，亦是随学者代际更替而逐渐明朗的（同代学者中仍有个人差异），直到二十年代末成长起来并得到主流学界认可的陈寅恪、陈垣等，也都明显具有“博通”一面。

[24]姜亮夫：《忆成都高师》，第274页。

[25]屈守元：《对古典文学批评具有卓识的庞石帚》，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26]庞俊（石帚）：《养晴室笔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

[27]唐振常：《忆舅文——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收在《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页。按《旧唐书札迻》仅系龚氏乙部之学遗留下来的一种。

[28]黄稚荃：《向楚对辛亥革命及教育学术之贡献》，收在《杜邻存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7页。

[29]刘咸炘：《中书》，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