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越深,洋食屋里越热闹。
目前食材保鲜手段差,当天的食物必须想办法当天卖掉,否则隔天容易馊。于是到了晚上,洋食屋的食物会降价处理。
价格低一些,食客反而越多,销售额越高。到了夜里十点,“回字形”案桌前挤满了人。由于位置爆满,连店外都有人排队等候。
洋食屋里,豆沙面包要两分钱,半个巴掌大。一碟豆腐干五分钱,配上三分钱的烧土豆,勉强能填个肚子,但缺乏油脂,不管饱。
相比战时,日本粮价降低过半。从中国来的粮食供应充足,北疆的大米和大豆从海参崴运来的成本很低,民众生活压力小了许多。
加之优质白羽鸡的产肉率很高,目前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发展养鸡业。这导致鸡肉便宜,“烧鸟”肉串总是能卖光,是大众最为喜欢的肉食。
洋食屋的菊纹门帘不时被撩起,食客进进出出,吃完后闲聊几句便会离开。只有坐在角落的竹下端坐不动,借着案台上那盏十瓦的灯泡写稿子。
老板娘不时从后厨端出顾客点的食物,少不了恶狠狠的瞪竹下几眼,只恨这落魄家伙为什么还不走,耽误其他客人用餐。
老板用眼神示意妻子别起争执,他知道竹下不走的原因——这家伙专门写些市井新闻,喜欢在人流大的地方寻找素材。且其家中没装电灯,夜里没法写稿。
另外不赶竹下走的原因在于他点了一瓶清酒——虽然是来自东南亚用甘蔗酿造的冒牌清酒,但价格也要两角日元。相比其他只消费几分钱的食客,他已经算大方。
但竹下待的太久了,他桌前的餐盘早已收走,小酒盅里的劣质清酒也喝了个干净,可油腻桌面只多了几团皱褶的稿纸,没写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字。
日本不败而败已经一年,社会逐渐趋于稳定。能批评的角度早就被人写了无数,再写车轱辘话,报社和电台会拒稿。
民众需要些新鲜的论调。
“批评家”烦的很,他必须写出点不一样的文章来,否则就无法同其他“尊皇派”争夺话语权,自然就没有收入来源。
老板对竹下的久坐也有些不耐。他给对方送了一小碟“盐煮枝豆”,问了句:“竹下君还需要些什么?”
“枝豆”就是毛豆,小碟子只有十来个没剥开的豆荚,真就是“白送”,意思是让竹下吃了后付钱赶紧滚蛋。
可竹下脸皮厚的很,他知道老板不可能真开口赶自己,反而皱眉问道:“小林君觉着当下有什么话题能引发社会共鸣?”
想要一鸣惊人,又要言之有物,这文章难度可就大了。洋食屋老板没好气的摇了摇头,“我对当下没什么好抱怨的,所以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怎么会?你没点难处?”
一句“难处”把老板搞愣了,他呆了几秒,说道:“每天早上四点,我要骑着三轮车去市场采购食材,如果去晚半小时就挑不到最新鲜最好的。
五点三十分,我和爱子要为附近的工地供应早餐便当。我们要做好所有准备,推着餐车过去销售,九点才能结束。但还不能休息,要继续忙午餐。
要等到下午两点左右,我和爱子才能有点空闲补觉。可六点左右又要开始忙碌晚餐,直到深夜十二点。
我这里既是洋食屋,又是居酒屋,还是便利店。我希望早点还清债务,只要能赚钱的生意几乎都做。如此周而复始,全年无休。”
竹下过去是小学老师,还真不太清楚搞餐饮小店的辛苦。他沉声问道:“所以小林君被债务压迫的难以承受?”
老板摇摇头。
竹下继续问道:“你们需要雇个帮工?”
老板失笑,更摇头。
“可你这么辛苦,难道不想轻松点?”竹下露出满脸困惑,“你就没点不满?”
老板娘在后厨对这段对话听得清清楚楚,忍不下去,气呼呼的走出来,冲着竹下低声喝道:“竹下先生,你真知道什么叫辛苦吗?
你过去当小学老师,每天只需上几节课,一个月能有五六十日元的收入,这是我们过去残食屋半年才能有的经营所得。
你知道残食屋的残食从哪里来吗?是从东京市内的餐馆和华族后院的下水道里来的。我们祈求不要将残食倒进下水道。只要装在木桶里,我们愿意多花点钱买走。
那些厨子和管家只是华族面前的狗,却根本瞧不起我们。
他们一定要把吃剩下的食物倒进下水道,一定要看着我们从下水道里把残食刨出来,一定要我们讨好,哀求,甚至流泪跪下才高兴。
那些生来高贵的家伙什么时候正眼看过我们?我们不过是吃他们剩饭的垃圾,连他们的狗都过得比我们好。
每次去收集残食,我都觉着非常丢脸。那些上等人不愿看到我们,觉着会污了他们的眼睛。我们甚至不能白天出现,必须夜里去。
你以为我们就没有感情,看不出别人目光中的鄙夷吗?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卑微,更辛苦的吗?